上海京生电器有限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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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以来宁波宗谱编纂活动:以史氏、陆氏为中心的考察

  发布于 2019-07-11   阅读()  

  :文章力图逃脱过于简单的家谱提要法,而提倡更为复杂的家谱编纂法。宁波东乡下应街道的史氏、陆氏两个邻近家族,乡村文化并不算发达,但乾嘉时期开创了家谱的编纂,这是国泰民安开创家谱编纂的都是族中读书人、秀才、甚至举人,尤其是塾师。开始多由族内人员承担编纂工作,到了晚清则聘请职业谱师或著名学人主持编纂工作。开始多为稿本、抄本,晚清以后开始有印本。家谱印刷数量有限,这是保密意识所致。两族续修频率近似,均达六次。民国后期的家谱编纂,村中的商人参与了编纂,体现出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新趋势。

  浙江是家谱编纂的首善之区,宋明以来,民间的私谱编纂活动一直未停滞。[1]据2005年出版的《浙江家谱总目提要》[2]统计,现存家谱有1.2万余种。其中,宁波地区的家谱972种,其中天一阁藏410种。[3]家谱研究法,今人普通使用提要法。除了省级家谱提要,学者们也编纂了不少县级家谱提要。[4]这是图书馆系统人员习惯的古籍整理法,内容过于简单,。而且,因为强调标准化著录,格式呆板,毫无可读性,完全只有检索性。提要一定要建立在研究基础上,如果好好读一读家谱原本,是可以写出有一定学术水准提要的。在这方面,我倒更欣赏励双杰《中国家谱藏谈》[5]、《慈溪家谱》的写法,有较强的可读性。从史学史角度来说,这样的家谱提要层次太浅。笔者更希望用史学史的路径,以家族为单位,对家谱编纂活动展开深入的研究。[6]家族之上的单位建构,灵活多样,可以是县级、市级、省级,甚至是全国。这也是图书馆系统管理人员更适合的、更值得推广的中国谱牒编纂史研究模式。[7]因为他们成天守着书,有条件阅读,也能做出有深度的学术研究。本文想通过另外两姓家谱编纂个案的分析,让人熟悉此研究套路。2015年,因为修新村史之需,得以在宁波鄞州区下应街道找到了史家码村、江六村两个文化古村。这两村均是南宋以来的古村,自清代中叶以来,均有着悠久的家谱编纂传统。所幸的是,经过“文革”时期“扫四旧”的冲击,两村最后版本的家谱均保存了下来。

  虹麓陆氏源于山阴陆氏。南宋后期,著名学人陆游的叔祖陆傅一支后代陆嘉辰,为陆通以下第55世,从绍兴迁鄞,成为虹麓村的始祖。虹麓村宗祠门联上写着“派自山阴别,地因虹麓灵”,老祖宗採用“虹”字上头加了一撇(这是“虹”字的别写),应念成“冈”,“虹麓”应念作“冈麓”。“麓”是山脚下的意思。为什么叫虹麓呢?因为这个村在鄞东太白山之麓,地形像是一道虹。1962年以后,政府提倡简体字,村人图方便,简化成“江六”。

  虹麓陆氏宗谱,最早编纂在清朝,由第十五代陆大贞编纂。陆大贞,字吉人,生卒年庚不详,大约在顺治至乾隆初期。“博学名儒,乡举耆士,品德端行,年高受顶戴”[8]。他是乡村塾师,陆调阳的举业师。他编纂了一部宗谱稿,时间当在乾隆十一年兴建新宗祠稍后。

  乾隆三十年(1765),宁波城内月湖支15世陆墀(公升)到下应的应氏教书,得结识虹麓的陆正友(法清)、陆伦先(孝本)、陆淮,成为社友。大家说起陆姓来源,都推到了仁昭公25世孙,大家是同辈。陆法清(1724-1790),字正友,官名季李,学台选拔考试时,他考取第四名,成为佾生。陆孝本(1734-1775),字伦先,是陆法华的第四代孙,儒士,才学宏通,工于诗赋。陆文理(1746—),字调阳,官名淮,别号南沧,佾生。“少嗜学,耄不倦,爱文墨交游,谊尚忘年”[9]。陆孝本经常对陆墀说:“吾族缺修谱一典,大约吾数人事。”[10]“吾辈倘读书取科第,当以联谱为志。”[11]可惜,陆孝本在乾隆四十年就离世了。又过四年,到了乾隆四十四年(1779)冬,宗长陆镜尘与陆正友、陆允文、陆豹文讲及重修谱牒之事,三人非常支持,于是委托陆淮主持宗谱编纂之事。陆淮认为“我家自居宁以来四百余岁矣,虽藏有故牒,阙焉而不修。苟任其散逸,将昔人之伟烈丰功寝就湮没,其何以为后嗣昭法守!”[12]考虑此谱稿“不无鲁鱼之讹,如此残缺失次,非闻见广甚,鉤索别谱,如何校正”,马上想到了陆墀,从其家抄录家谱。乾隆四十五年(1780)初,陆淮与陆墀动工修家谱,以陆大贞谱稿为基础,参考陆氏月湖支宗谱,进一步扩充编纂,至八月告成。“其间详略次第,折衷去取,悉多由月湖谱参考。”陆正友、陆允文、陆豹文也参与了家谱编纂活动。因为坚持联谱原则,所以《虹麓陆氏宗谱》不同于其他宗谱处是,同时简略地记录了相关陆氏支谱的名字。

  又过了三十余年,到嘉庆十七年(1812),宗谱编纂之事提上议事日程。宗长等商议,决定第三次修谱。他们决定委托陆淮及其学生陆孝俨主持。正值浙江乡试之年,陆孝俨忙于科举考试,“笃志敏学,有步月冲霄之志”,所以没有参与。67岁的陆淮再次承担起主编宗谱的编纂,陆文章、陆洪治、陆洪修也参与了修谱之事。九月,陆淮动手修谱。“日则往各

  家以查载,夜则焚膏油而誊注,几忘寝食之劳,不惮寒暑之苦”[13]。次年,宗谱修成。“藏于宗长家,年迈失检;藏于稠密家,恐有不虞;藏于卤莽家,致有亵漫。盖前人创修之维艰,而后人之收藏之亦不易也。”[14]陆氏宗谱,“两次重修,上自始祖,下迄本代,详审整齐,毫无谬误,洵足宝也。惜其谱乃写本,非印本。又止一部,不足以广流传。”[15]由此可知,只有抄本一部,传播不广。

  道光年间,陆文灿为宗长,曾邀请干首郑川、体健、向义等议重修家谱而未果。同治五年(1866),陆文江为宗长,又商量修谱,后辈友瑶、世经等采访汇抄,几成矣,旋以议阻,其事又寝。[16]同治九年(1870),陆文华为宗长。找来陆洪禄、陆洪禧、陆孝璋等,再次提及宗谱编纂,称“谱之不修,非惟无以上承宗祖,抑亦余与二三子之羞也。”秋天,纠合同人陆明鉴、陆世瑶,悉心分校,照旧文续成之,阙者补,略者详,源流派别,缕析条分。成稿以后,找工匠印了四部,编作天、地、人、和。每部六册,编为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“其旧谱随宗长轮藏,其四部分择族内整家庋之,防遗失也。”[17]这是陆氏宗谱印刷的开始。

  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陆洪奎为宗长。光绪二十八年,修家谱。陆洪奎主其事,族内友梯、世材、世燿、昌浩编纂。[18]聘请了职业谱师、嵊县籍谱师王怀忠担任总编之任。光绪二十二年(1896),王怀忠曾参与鄞县朱氏宗谱的编纂。此时,距上次修谱有32年了,“揆天时而察人事,不无沧桑之感。其间老者殂,壮者衰,少者长,凡生庚死甲,子添孙续,男婚女家,与夫嘉言懿行之待纪者,更仆难数也。爰鸠资庀工,嗣为修辑。”[19]当年修成,最后正谱印了五部,副谱一部,每部八本,编作乾、坎、艮、震、巽、离、坤。

  民国十二年(1923)秋,烈风暴雨,祠堂略被摧残,于是重新修葺,上妥先灵。祠堂重修后,宗长、房长决定重修家谱。“博采旁搜,俾承先启后,弗致遗漏,庶乎木本水源,流泽孔长耳”[20]。陆昌坤、陆昌锟主持其事,陆世壎、陆世潮、陆世安、陆昌楣、陆昌瑞参与搜集活动。[21]民国十三年(1924)春,宗谱完成。

  民国三十六年(1947)重修家谱,此时距上次修谱,已经有26年了。“中经国家多难,世局沧桑,倭氛虽戢,兵戈未已。陆氏诸贤,有感于是,咸谓世变方长,人事靡定,若不及时兴修,深恐将来采访更有不易于今者。”[22]也就是说,抗日胜利以后,又经国共战争。当时宁波影响虽小,但大局如此。在这种情况下,假如不及时修撰,信息的采访将相当困难。于是,募集巨资,设立谱局,推选宗长陆孝圆,会集族中贤达陆世昌、陆世爵、陆世华、陆昌堳、陆昌琴、陆昌渭、陆昌丰、陆昌赓、陆昌业、陆昌瑜、陆亨谟、陆亨瑞、陆启勤等分任修纂、会计、采访、校缮诸职事。陆世昌负责修谱,他能干、能做事,脑筋灵活。整个班子花了一年时间,很有功绩,把海外、省外相关人员全部召回,足足干了好几个月。陆利康说:“陆世昌那时候去上海,每家拜访,然后拿着本子记名字,让那些老板自己写要捐的钱的数目。那会儿钞票是会贬值的,他脑筋很好,钱一汇过来立马买实物,实物是不会贬值的,我们的料总是有多,不怕不够用,所以我们虹麓的祠堂修的那么好。”这次修谱的体例变化不大,“其于世系增续高手论坛仍遵前例,文献次序,略有更易,旧订凡例,有异与今法抵触,或不合于时宜,另订新凡例,以纠正之,条分缕析,展卷了然,可以垂为世范焉。”[23]陆金良说:“当时做家谱时,一模一样地做了三套,为了防火防盗防霉变。三套都放到有威望的人家,一套放祠堂,天气好拿出来晒,一般平时不动他。一套就放在我老丈人家里,老丈人叫陆陶然,知识分子。一套放里局太茂里,他当时也是干首。家谱里规定很清楚,关于领养的人,村民代表(干首)会议通过,商讨能不能进,有红线和蓝线吊下来的,领进来的一辈算蓝线,再下一辈算红线,正宗的儿子算红线。”为什么只印三套?主要是观念问题,他们坚持物以稀为贵原则,印多了就不值钱了。也有保密因素考虑,宗谱是宗族人口管理档案,不轻易外流。

  史氏源于著名的史氏家谱。“宋有天下垂三百年,南渡以后,台衮相继者,鄞史氏为盛。子孙众多,荣爵宠秩,与其国家相为始终。”[24]因宋兴而兴,因宋衰而衰,正是史氏大家族史的特点。南宋时期,东钱湖东边的下史史氏迁入宁波城内,进入极鼎盛造王时期,另一支东钱湖西边的史氏却过着极为低调的下层农民生活,这就是下应史家墓史氏。晚清时期,仍用“史家墓”。民国时期,开始出现“史家码”,偶也用“史家墓”。此中原因,乃后世子孙觉得“墓”字作为村名不太好听,而村中多航船码头,宁波方言中“码”和“墓”读音相近,于是“史家墓”就改成了“史家码”。

  史家墓史氏首次编纂宗谱是嘉庆元年(1796),与邻近的江六陆氏乾隆中期编纂宗谱相比,时间稍晚一点。不过,从宏观的乾嘉时期来说,倒是一致的。早在雍正二年(1724),雍正皇帝对康熙《上谕十六条》的解释《圣谕广训》中,提出“修族谱以联疏远”,倡导民间编修家谱。[25]中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国家,皇帝提倡修家谱,影响自然更为广大。

  史家墓史氏首次修谱的主导人是史积传与史积淇。下宅河东禄房的史积传(1750-1801),字世方,是下宅的著名秀才,他是今日史美金的直系祖先。史积淇(1825-1884),是中宅的县学生。在史氏中,上宅的文化层次较低些,而中宅与下宅的文化更发达一些。史积传与史积淇是下宅与中宅较早出现的两大文化家族。这次修谱的原则是,自“节”代以上,照旧抄录;“节”代以下,复为增订。由此可知,他们之前也有类似的草谱存在。他们编纂宗谱的宗旨是:“位次森然,序昭穆也;先后秩然,别长幼也;生卒备载,期不忘也;疑信相参,示必考也。”[26]这是一册手抄本,流传不广。

  二修于道光十三年(1833),主持人是史积汉。史积汉(1797-1860),字倬云,学名鉴,号菱湖,是中宅的县学生。离上次修谱,又有38年了。“近年以来,大荒大疫,其生者无论矣,而死者每不知所终,苟非今而登载诸家乘,何自其卒葬哉?”[27]这里从侧面说明,道光年间,是中国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,这也是导致国家败落的内在原因之一。于是,与族内诸公,先约采访之期,并议增订之事,完成修谱之作。“故有抄谱一卷,体例未备,挂漏亦多。”[28]由此可知,到二修时,宗谱的体例仍较简单,“止有《世系图》一卷,于其名下,录其生卒配葬”[29]。宗谱是家族档案,往往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,如表格之类,这样的方式成本低,容易做,适合底层人士来做。

  三修于光绪元年(1875),距离上次修谱,又近四十年了。这次修谱,史氏不再由自己人来承担,而邀请了著名学人应全栻编纂。应全栻,人称小园先生,是邻村雅应(今称下应)的著名学人。始于同治十三年四月,随采随录,成于光绪元年九月,光绪二年二月刊刻于世。学人的视野比较宽,体例上作了较大的扩充。“采用欧、苏二家之法,为之发凡起例,搜访旧谱,参以谱录,合编而续修之,分为四卷。卷首为谱图,以明世序;次为谱录,以详世略,上溯列祖源流,中通旁支流派;下叙附录迁居,缀以祖训宗规。其列代世传,至旧谱所疏于考据、狃于传闻,并一切谬误而未当者,皆就所知厘正之。”[30]系谱用图,小传用录。这次使用的谱图与世录模式,奠定了史氏宗谱的格局。前后费时五月。又费五月,刊刻于世,此为首次刊刻。采访之事,三房各举一人,按户访查。族内名贤史致鼎(惺夫)、史致岚(晴初)参与编修。出游外地或迁居别处者,信息以是否报局为原则。“谱录所载有详略,惟视本家所报之详细为准,非关采访者之事。”[31]这条原则,今日仍成立。某些族人,编纂族谱之事,不明事理,不积极配合。一旦宗谱编纂出来,见别人篇幅多,自己家族篇幅少,心态就会不平衡。

  四修于光绪二十八年(1902),邀请袁政襄为主编。袁政襄是鄞县人,修谱专家,曾主修过《浙江鄞縣勾甬鮑氏宗譜六卷》《鄞县武陵桥陈氏宗谱四卷》《桃江张氏宗谱》《鄞邑江北戴氏宗谱》。发起人史悠樑,是三修参与者史致鼎的儿子。“纲目条纪,系法欧氏,录本苏氏,世经人纬,允矣尽善尽美。”[32]从有关情况来看,这次修谱,在体制上扩充不多。

  宗谱五修于民国十三年(1924),史悠华总纂。12卷,正谱7册,草谱1册,共7册。

  民国十年(1921),议修宗谱,其时距离上次修谱二十余年。宗谱也成。这次修谱的发起是人史悠泰(1877-1948?),字继福,民国三十三年谱序作“季馥”,是旧学小学的老先生。史悠泰发起,邀请宗族房长与干事,到祠堂内商量重修。得到宗长史善法许可,并各房干事告成。“既需文墨,又需财政,殊非易举。”请人主修,开谱局,成本过高。只好请族内懂文化的人参与,最为简单。邀请史悠华(成方)主持,史悠华(1854-1926),学名彩堂,字自东,号成方(或作芳)。儒士,国学生。史久润热心谱事,担任采访兼校对之职。“又以家乘之重,不可以不修,谋之族人而已,则担任其笔政,必使之条分缕析,始敢笔之于书,以传示其子孙。”[33]“诚恐年深月久,人口蕃衍,凡男女婚配,生卒坟墓等项,未免遗忘,难以查考。”[34]这些是修谱的常规原因。“环顾本支,安于故土,仍理青毡者”,只有史悠华与史久润两人。当时史悠华年已古稀。这次修谱,体例照旧。

  六修于民国三十三年(1944),章大澍总纂。旧学堂刻本。史悠瑾、史悠华编纂。民国三十年(1941),史悠泰发起,重修宗谱。史悠瑾(祖安)为总理兼发起人。因为史祖安要去上海经商,没有专门时间来修谱,于是委托自己的弟弟史悠珏协理,又聘请同县学人章大澍为总纂,村籍文人史天行(济瀛)为副纂。章大澍,文献记录较少。从1944年“七十有二”可知,生于同治十二年(1873),字甘泉。“仆自民国以来,自游家居,奔走于商学两界”,可见是一个学者。当时正值日本人占领宁波时期,往来城乡,须通行证,十分不便。在这种情况,他们仍然克服困难,完成修谱之事。“事变以来,户口凋敝,物价昂贵,流落散亡,所在多有。”[35]在这种情况下,要不要修谱,意见一时难以统一。结果,出现了借仙术来解决矛盾的《始祖灵济公第六届修谱乩笔训话》。“余在天之灵,然目击族内之事,未能忘情,今日略为开导。关于吾族修谱,实在有光泉壤之举,宜何等慎重,岂可轻视?老人前所派定,一切未能照办,可知各有高见,不能依老人之言,以致纷纷扰扰,深为可惜。史年裔孙,理宜顾全大局,宽厚待人,方能服众望所归,否则一味私见,岂能服人!……如曰心机侍笔者他人,可嘱史瀛裔孙先编第一本,请袁先生作序,史柏裔孙为总司采访。所谓总司采校,可将他人采访一律查对。如一切不听老人之言,谱局可以从此停止,着史方裔孙从中调停可也。闻谕之下,不觉人人战慓,个个丧胆,方知其事之不可缓也。幸赖族叔悠珏、宗弟金发,热心为公,挽救大局,一再开会,使逆水复归于顺。因此积直进行,开板付印,谁不蒙其功德云尔!”[36]由此可知,训话出来后,村民意见得以统一,家谱得以顺利编纂。

  这次家谱活动得到了旅沪同宗会的很大帮助。“经商沪地者,复有同宗会之创设,每月怀酒言欢以联谊,如族中发起公益事宜,无不踊跃输将。此次重修族谱,亦得沪上诸族人之力为多。”[37]当时的旅沪同宗会会长史久茂(1905-?),副会长史济照,理事员史悠进、悠珍、以久诸人均参与了家谱工作。史济照(字锦蕊,1906-?),上宅里房人,干首史久桦儿子。史悠进(1901-?),字赐财,中宅百千万房人。史悠珍(1883-?),上宅人。史以久(1907-?),下宅人。这几个人都是在上海经商或工作的人。村内的史金发(史久香)等也参与。这次修谱,地点设在旧学小学内,所以几个老先生均参与了编纂工作。“至历代世系及上中下史氏迁居他处者,均籍季馥先生一一奔走搜采而辑成焉,仆徒抄录襄校而已”,由此可知,到四处搜集资料的人,主要是史悠泰。史天行(济瀛)副纂,可见他承担了部分的编纂工作。

  这两个村是邻村,所以有互相间应联动效应。通过史、陆两个家族的宗族编纂,可以得到一些共识。一则始修时间是乾隆、嘉庆时期,陆氏始于乾隆十一年左右,史氏始于嘉庆元年,时间稍晚。这是清朝国泰民安的文化建设时期。二则开创家谱编纂的,都是族中读书人、秀才、甚至举人,尤其是塾师。宗谱编纂是读书人关注的事,这验证了常理。开始多由族内人员承担编纂工作,到了晚清,开始聘请职业谱师或著名学人主持编纂工作。光绪元年,史氏邀请了著名学人应全栻编纂。光绪二十八年,陆氏聘请了嵊县籍谱师王怀忠担任总编之任。三则开始多为稿本、抄本,晚清以后,开始有印本。陆氏始于同治九年,史氏始于光绪二年。四则印刷数量有限,譬如陆氏光绪二十七年本印了5部。这是保密意识所致。五则续修频率近似,均达六次。其中,清代修了4次,民国修了2次。民国后期的家谱编纂,村中的商人参与了编纂,陆氏是陆世昌主持的,史氏是史悠瑾主持的。史氏1944年的家谱编纂活动,得到了旅沪同宗会的很大帮助。宗谱编纂,有时会遇到民心不齐问题。1944年修谱,当时正值日占时期,困难相当大,在这种情况下,要不要修谱,意见一时难以统一。结果,出现了借仙术来解决矛盾的《始祖灵济公第六届修谱乩笔训话》,这样的奇事也是民国家谱编纂史上少见的。